试论总主编的全书著作权及其继承
--以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专有出版权纠纷为视角
作者:寿步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5 14:08:05

【摘要】在设有总主编的长篇巨制中,总主编的著作权地位及其与其他合作作者之间的著作权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只能个案分析。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专有出版权纠纷引发的确认不侵犯著作权案中,《中国通史》是一部多卷本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该书合作作者的著作权地位并不平等,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白寿彝总主编对《中国通史》全书整体享有的著作权是完整的,不受一般撰稿人和各卷/册主编的相关著作权的约束和限制。在白寿彝总主编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完整地、毫无衰减地继承了他的著作权。

【关键词】总主编  著作权  专有出版权  确认不侵权  中国通史

2011年7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江西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赣教社”)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确认不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认定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的行为不侵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上海人民出版社”或“沪人社”)声称享有的“专有出版权”。至此,历时两年的《中国通史》全书专有出版权之争落下帷幕。

一.《中国通史》专有出版权纠纷的缘起
2009年7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刊载消息称,史学大家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全书经由白寿彝法定继承人代表白至德授权,将由江西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该消息随即引出了一场历时两年的纷争。
先前出版《中国通史》全书的沪人社获悉上述消息后,对赣教社发动了攻势。一方面,沪人社通过媒体声讨赣教社的“侵权行为”,声称其获得了《中国通史》部分分卷主编的新一轮授权;另一方面,沪人社向赣教社发出律师函。该律师函称:“上海人民出版社认为,《中国通史》系合作创作的集体作品,上海人民出版社现已与大多数分卷主编续签了新的《出版合同》,白至德先生虽为白寿彝先生的法定继承人之一,但是却无权授权贵社享有对《中国通史》(第二版)的出版权。如贵社出版该作品将会严重侵害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合法权益。”“为此,本律师现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郑重要求贵社于收到本函之日起立即停止《中国通史》的出版工作,否则本律师将代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人民出版社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贵社的侵权责任,并要求贵社赔偿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
面对沪人社的攻势,赣教社拿起法律武器进行应对。赣教社聘请笔者作为诉讼代理人,在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被告提起确认不侵犯著作权诉讼。
赣教社在起诉状中请求法院,判决其根据与白寿彝法定继承人签署的图书出版合同出版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的行为不侵犯沪人社所称的专有出版权。这里所称的专有出版权是指出版机构从著作权人处获得的在约定时期内独家享有的复制权和发行权。

二.《中国通史》创作的史实

1.《中国通史》全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贯穿了白寿彝的历史思想和编修体裁
白寿彝先生(1909—2000)是中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毕生在史学领域耕耘,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
撰写大型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家始终不渝追求奋斗的目标。由于历史原因,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内还没有一部大型中国通史。从1975年起,白寿彝约请全国数百位专家学者,历时23个春秋,到1998年底全部完成《中国通史》全书的编撰工作。《中国通史》全书是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六五”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分12卷共22册,约1400万字,被誉为“中国历史学20世纪的压轴之作”。
《中国通史》全书的撰写,在内容方面,始终贯穿了白寿彝的“中国的历史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等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历史思想。
在《中国通史》全书的撰写过程中,白寿彝创造了多种体裁的综合运用。他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根据新的历史观念、新的认识水平,创制了一种“新综合体”编修体裁用于《中国通史》全书的撰写。
第一卷《导论》是全书的总纲,用以系统论述白寿彝总主编关于中国历史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思想观点、全面阐述全书在历史编纂上的理论依据和“新综合体”编修体裁,因此,第一卷本身不可能采用“新综合体”编修体裁。第二卷《远古时代》因为是以考古资料为依据来探索无文字记载的中国原始社会的状况,所以无法采用以有文字记载为编撰前提的“新综合体”编修体裁。
除了第一卷《导论》和第二卷《远古时代》因为上述具体情况而另作处理之外,其余各卷都分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部分,以序说开宗明义,以综述阐述历史发展的总向,以典志剖视各种历史现象,以传记体现历史人物群象。运用这种“新综合体”编修体裁,可以多层次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历史的规律性和丰富性,以达到贯通古今的要求。“新综合体”不仅能够容纳有关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各种研究成果,而且能够适合各方面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研究兴趣,为中国通史的编撰和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2.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各卷/册简况(表一)

3.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的特点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是一部长篇巨制,具有下列突出特点:
(1)鲜明的理论体系
《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性认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白寿彝关于“中国的历史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等重要的历史思想。
(2)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特别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展现了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3)体裁新颖而具有民族特色
白寿彝在对中国历史的数十年研究教学过程中,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以新的历史观念、新的认识水平,创制了一种编修体裁“新综合体”,用于中国通史编撰。全书除第一、二卷外,其余十卷都包含了四个部分:①序说,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研究状况、存在问题和本卷撰述旨趣。②综述,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民族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勾勒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轮廓,便于读者明了历史发展大势。③典志,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种制度及相关专题,丰富读者对“综述”部分的认识。④传记,记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展现“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历史地位,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综述”和“典志”的认识,从而增强了历史感,所生兴味更加浓厚,所得启示更加深刻。
20世纪以前,中国史书多以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四种体裁为主要表现形式。20世纪以来,章节体逐渐代替了上述各种体裁。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以章节体的形式而注入纪传体等传统史书体裁的风格,把古今史书体裁的优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综合体”,既容纳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历史编撰形式变得活泼,更加突出了民族特色。这不仅给人们以耳目一新之感,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对中国历史可以有一个全局的、立体的、动态的认识。  
(4)反映了20世纪80-90年代的最新学术成就
由白寿彝总主编约请的《中国通史》各卷/册主编大多是有关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各卷/册主编又再约请许多专史研究的学者参与编撰。《中国通史》的编撰,有近400位撰稿人参与,可谓人才之荟萃、史识之检阅,故在学术水平上反映了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界的最新成就。
如第一卷《导论》,其中对有关理论问题所作的系统论述,是至今为止关于中国历史理论认识的最有份量的著作。如第二卷《远古时代》,吸收了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重构了对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的认识,是历史研究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又如各卷的“序说”,是学术性极为突出、要求十分严格的一项内容,撰述之难可以想见。《中国通史》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对此都有独到的阐述,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再如各卷“综述”对大事的提纲擎领,“典志”对专题的钩稽爬梳,“传记”对历史人物的抉择取舍和描述评论等,都反映出撰稿人的卓识。

4.《中国通史》第一卷及其与全书的关系
白寿彝在总主编《中国通史》全书同时, 亲自主编了其中的第一卷《导论》。该卷作为全书的导论,是一本关于历史理论的重要著作。它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中国历史的进程和面貌,系统地论述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阐述了全书在历史编纂上的理论依据和基本要求,阐述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填补了历史理论研究与中国历史研究两方面的空白。全书包括题记和共计九章的论述。
《导论》在历史科学和社会实践方面意义重大。它在帮助人们以科学的态度认识中国历史方面,具有指导的意义;在历史理论研究、中国通史编纂两个方面, 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推进这两方面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有积极的作用;对于在更高层次上进行唯物史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白寿彝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认识在第一卷《导论》中作了系统的充分的阐述,同时贯穿于《中国通史》全书之中。
导论与全书的关系是“纲”与“目”的关系:《导论》是个纲,“纲举目张”。
在《导论》基础上完成的《中国通史》全书已经成为一座史学丰碑,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

三.《中国通史》作品的属性

1.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是合作作品
《中国通史》是由白寿彝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国家“六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这一研究成果在公开出版时,由白寿彝任总主编、由包括白寿彝在内的22位历史学家分任各卷/册主编、由包括白寿彝在内的近400位撰稿人撰写。因此,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是由1位总主编、22位各卷/册主编、近400位撰稿人共同撰写的合作作品。

2.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是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
    如前所述,《中国通史》全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贯穿了白寿彝先生的历史思想和编修体裁。不仅如此,白寿彝在任全书总主编同时,并任第一卷之唯一主编和第四卷上、下册各三位主编之第一主编。他还为全书各卷撰写了《题记》,阐述了各卷的主导思想和编修方法;这些都具体贯彻落实在各卷的撰写过程中。他也是在除第二卷《远古时代》之外的其它所有各卷在扉页反面所列“撰稿”人员名单中列名的撰稿人之一。他作为总主编对全书各卷具体章节文字亲自进行的修改、增删更是数不胜数。即使是在他并未在其扉页反面所列“撰稿”人员名单中列名的第二卷《远古时代》中,作为我国考古学界一代宗师的该卷主编苏秉琦在该卷序言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已经写明,“本卷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它从考古资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的状况。”
由此可见,《中国通史》全书是由白寿彝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国家“六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各卷/册都是此项目研究成果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通史》全书是由白寿彝总主编、包括白寿彝在内的22位各卷/册主编、包括白寿彝在内的近400位撰稿人共同创作的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

四.《中国通史》著作权的归属
作为不可分割合作作品的《中国通史》的著作权人集体分为三个层次:一般撰稿人、各卷/册主编、总主编。

1.一般撰稿人:包括白寿彝在内的近400位撰稿人
一般撰稿人的著作权在此涉及两个方面:
(1)一般撰稿人各自对其在相关卷/册中所撰写的章节的初稿享有著作权。这里所说的“初稿”就是未经各该卷/册主编和全书总主编修改过的原稿。
(2)一般撰稿人是全书著作权人集体的成员,对全书享有一定程度的著作权。当然,一般撰稿人的著作权受制于各卷/册主编和全书总主编的著作权。具体说明如下:
一般撰稿人的发表权是受限制的――因为他无权决定《中国通史》全书以及各该卷/册是否发表和何时发表;
一般撰稿人的署名权是受限制的――如已经公开出版的《中国通史》所示,撰稿人(除各卷/册主编和全书总主编之外)的署名并没有出现在各卷/册的封面或扉页上,只是出现在扉页反面的“撰稿”栏目中和各卷/册《题记》的叙述中;
一般撰稿人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是受限制的――撰稿人(除各卷/册主编和全书总主编之外)提交的在相关卷/册中所撰写的章节的初稿可能会被该卷/册主编和全书总主编根据贯穿于全书的历史思想和编修体裁进行修改。这种修改,既可能是全书总主编和该卷/册主编直接进行的修改,也可能是一般撰稿人根据全书总主编和该卷/册主编的明确要求自行修改;
一般撰稿人的著作财产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翻译权等)同样不可能不受限制地延及《中国通史》全书。
如果说一般撰稿人的著作权在延及整个《中国通史》全书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那么就仅仅体现在全书每次印刷时享有获得报酬的权利。

2.各卷/册主编:包括白寿彝在内的22位卷/册主编
各卷/册主编的著作权在此涉及三个方面:
(1)各卷/册主编享有各自所撰写章节的初稿的著作权。这里所说的“初稿”就是未经全书总主编修改过的原稿。
(2)各卷/册主编是全书著作权人集体的成员,对全书享有一定程度的著作权。当然,各卷/册主编的著作权受制于全书总主编的著作权。具体说明如下:
各卷/册主编的发表权是受限制的――因为他无权决定全书以及各该卷/册是否发表和何时发表;
各卷/册主编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是受限制的――各卷/册主编提交的各该卷/册文稿可能会被全书总主编根据贯穿于全书的历史思想和编修体裁进行修改。这种修改,既可能是全书总主编直接进行的修改,也可能是各卷/册主编根据全书总主编的明确要求自行修改;
各卷/册主编的著作财产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翻译权等)同样不可能不受限制地延及《中国通史》全书。
如果说各卷/册主编的著作权在延及整个《中国通史》全书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那么就主要是体现在全书每次印刷时具有获得报酬的权利。
(3)各卷/册主编对其所负责的各该卷/册享有一般撰稿人所不享有的、但又受制于全书总主编的著作权。
具体说来,各卷/册主编对其所负责的卷/册享有的著作权体现在对一般撰稿人和对全书总主编两个方面。一方面,各卷/册主编有权修改一般撰稿人提交的初稿;另一方面,各卷/册主编提交给全书总主编的各该卷/册的文稿又可能被全书总主编修改。
总之,《中国通史》全书的各卷/册主编无权在未经白寿彝总主编同意情况下、将《中国通史》的某一卷/册在《中国通史》的名称下“化整为零”行使著作权。

3.全书总主编:白寿彝先生
在《中国通史》全书撰写过程中,白寿彝既对各卷/册的章节文字亲自进行了数不胜数的修改和增删,也亲自撰写了所有各卷/册的《题记》、亲自撰写了某些卷/册中的某些章节,还对他作为唯一主编的第一卷和作为第一主编的第四卷上、下册的编撰具有特殊的贡献,更作为全书总主编提供了贯穿于全书的历史思想和编修体裁。
在《中国通史》全书中,白寿彝作为撰稿人和卷/册主编所享有的著作权如前所述。下面着重讨论他作为全书总主编对《中国通史》全书享有的著作权。
白寿彝之所以成为《中国通史》全书总主编,是缘于他作为国内史学泰斗的崇高威望、领导史学各路精英的人格魅力、组织大型中国通史编撰工作的管理能力、由数十年研究中国通史之丰厚沉积而形成的驾驭《中国通史》全书的学识魄力。全书的编撰完成,是他潜心治史的智慧结晶,是他整个生命的投入。
《中国通史》全书之“总主编”并非挂名,其现实职责和历史责任并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够胜任。白寿彝出任《中国通史》总主编及《中国通史》全书的最终完成,在中国史学界得到了普遍一致的认同。由于他在全书撰写中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和特殊贡献,使他成为全书著作权人集体的无可替代的总代表。
在《中国通史》12卷22册出版过程中,白寿彝以著作权人身份与沪人社陆续签订一系列图书出版合同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通史》是一部多卷本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其中每一卷/册都是这部巨著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白寿彝总主编对《中国通史》全书整体享有的著作权是完整的,不受一般撰稿人和各卷/册主编的相关著作权的约束和限制。除了白寿彝总主编之外,任何单位、各卷/册任何主编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来代表《中国通史》全书或其中某一卷/册单独对外授予全书或其中某一卷/册的专有出版权。在各卷/册主编之外的全书中某一卷/册某一章节的撰稿人,同样无权单独对外授予《中国通史》全书或其中某一卷/册或其中某一章节的专有出版权。某一卷/册的主编,如果未经总主编白寿彝同意而单独对外授予全书或其中某一卷/册的专有出版权,就是对《中国通史》全书整体著作权的侵犯。

五.《中国通史》著作权的行使
白寿彝总主编生前与沪人社签订的涉及《中国通史》各卷/册出版合同的有效期都是10年,但起止时间各有不同。最晚到2008年7月,《中国通史》各卷/册的出版合同都已到期。也就是说,白寿彝总主编生前授予沪人社的有关《中国通史》各卷/册的专有出版权不迟于2008年7月已经陆续期满。
在白寿彝先生2000年3月逝世后,他的所有作品包括《中国通史》全书的著作权由其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他的法定继承人在此所继承的并不是他在史学界的地位或威望,而是完整地、毫无衰减地继承了他的著作权。从2000年3月至2009年5月,白寿彝法定继承人并未对外行使白寿彝对《中国通史》全书的著作权。
在白寿彝总主编与沪人社之间最后一份合同所约定的专有出版权已于2008年7月期满之后,白寿彝法定继承人代表白至德于2009年5月与赣教社签订了关于《中国通史》全书的出版合同。赣教社因此获得了《中国通史》全书为期10年的新一轮专有出版权。
笔者认为:白寿彝法定继承人有权行使白寿彝总主编对《中国通史》全书整体享有的著作权(包括其中的著作财产权),且不受《中国通史》全书的著作权人集体中一般撰稿人和各卷/册主编的相关著作权的约束和限制。因此,当白寿彝生前与沪人社签订的涉及《中国通史》各卷/册的前一轮的专有出版权陆续期满后,白寿彝法定继承人当然有权就《中国通史》全书的新一轮专有出版权的授权事宜与任何一家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既可以授权给沪人社,也可以不授权给沪人社。白寿彝法定继承人如果这样做,并不需要特别的理由。因为我国法律并未赋予前一轮专有出版权人在新一轮专有出版权授权过程中任何优先权。
笔者还认为: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就本案而言,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虽然是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但是其合作作者的著作权地位并不平等,即分为一般撰稿人、各卷/册主编、全书总主编三个不同层次。三个层次的著作权主体对《中国通史》所享有的著作权并不等同。只有白寿彝总主编享有不受一般撰稿人和各卷/册主编的相关著作权的约束和限制的对《中国通史》全书的著作权。在白寿彝总主编逝世后,只有白寿彝法定继承人继承并享有不受一般撰稿人和各卷/册主编的相关著作权的约束和限制的、对《中国通史》全书的著作权(包括将复制权和发行权独家授予某一出版机构而形成该出版机构的专有出版权)。

六.法院的两审判决
经过审理,2010年10月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书 中认定:《中国通史》是一部多卷本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其中每一卷/册都是这部作品中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白寿彝先生系《中国通史》的总主编、部分分卷主编及撰写人之一,其对《中国通史》各卷/册的章节文字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增删并提供了贯穿于全书的历史思想和编修体裁,对《中国通史》的成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5年起到1998年底,白寿彝先生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签订了一系列《中国通史》各卷/册的图书出版合同。该批合同的最后一份合同于2008年7月到期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未与白寿彝先生或其继承人签订新的出版合同,而是与《中国通史》第3、4、5、6、7、8、11、12各分卷作者签订了各分卷的图书专有出版合同。2009年5月,白寿彝先生之子白至德与江西教育出版社签订了《中国通史》全书新一轮的图书专有出版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中国通史》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作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与白寿彝先生签订的《中国通史》专有出版合同到期后与部分分卷作者签订专有出版合同并不能取得《中国通史》的专有出版权,即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现已没有《中国通史》的专有出版权,则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通史》的行为不侵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专有出版权。故对于江西教育出版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的行为不侵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专有出版权。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在认定了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基础上又补充认定了若干事实。二审判决书 中专门摘录了沪人社副编审、《中国通史》第十卷(下)的责任编辑张美娣在1999年发表的《二十年磨一剑――白寿彝先生与<中国通史>》一文中对白寿彝总主编所作贡献的具体描述。
二审法院认为:鉴于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编撰中所发挥的作用,白寿彝总主编应具有合作作品全体著作权人的代表地位,将《中国通史》许可他人专有出版不违背法律规定,也有利于作品最大限度发挥整体价值和效用,有利于作品文化的传播利用。在白寿彝死亡后,白寿彝的继承人也可以将《中国通史》许可他人使用。白寿彝之子白至德与江西教育出版社签订的《中国通史》出版合同,符合节省缔约成本和有利于作品传播的原则,应认定为有效合同,依法应受法律保护。
据此,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七.结语
    对于设有总主编的长篇巨制,总主编的著作权地位不能一概而论,总主编与各卷主编、各章节撰稿人相互之间的著作权关系也不能一概而论,只能个案分析。
在本案中,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一部多卷本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该书合作作者的著作权地位并不平等,分为一般撰稿人、各卷/册主编、全书总主编三个不同层次。白寿彝总主编对《中国通史》全书整体享有的著作权是完整的,不受一般撰稿人和各卷/册主编的相关著作权的约束和限制。在白寿彝总主编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完整地、毫无衰减地继承了他的著作权。因此,赣教社从白寿彝法定继承人处获得的《中国通史》全书的专有出版权是合法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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