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著作权侵权的认定
作者:徐家力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5 14:14:35

摘要: 近年来,我国法院受理的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数量总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在审理的著作权案件中一半以上涉及网络著作权。 数字内容提供者的网络著作权侵权认定不仅是其自身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也是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因此具有重要意义。网络著作权侵权的认定可以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一、作品之间具有相同或者实质相似性,《著作权法》关于作品要件的规定是判断网络作品的基本依据,而作品的实质相似性认定以分离-删除和对比为基本手段。二、行为落入著作权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在网络环境下,传统著作权法所涉及的复制权、演绎权和传播权三大类财产权利以及精神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信息网络传播权成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的主要专有权利。三、缺少法定抗辩事由,这些事由主要包括权利无效、获得许可以及合理使用等。

关键字:网络著作权  侵权认定、作品实质相似认定、专有权利、法定抗辩事由


网络著作权侵权是指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定抗辩事由而直接实施了受著作权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网络服务商连带责任的承担需以他人构成网络著作权侵权为前提。在此,还隐含了一个前提条件,即争议的对象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在其上能够成立著作权,并且争议的作品之间具有相同或者实质相似性。因此,认定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成立可以考虑以下主要方面:一、作品之间具有相同或者实质相似性;二、行为落入著作权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三、缺少法定抗辩事由。此外,网络著作权侵权问题还涉及到对于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保护问题,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电子信息并非著作权的客体,它们是为了保护作品不被非法使用而产生的,对其提供法律保护是著作权法调整自身应对技术发展的结果。本文暂不涉及此内容。
一、网络环境下的作品及实质相似性认定
(一)网络环境下的作品
作品是著作权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从内涵上看,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从外延上看,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以列举的方式概括了各种形式创作的作品。
1.作品的要件
第一,是思想、情感的表达。
据此著作权法不包括事实(包括数据)和思想。不管额头上怎样出汗,或者投入了多少的资金,所获得的事实都不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例如希尔曼进行了艰巨劳动发掘出罗马遗迹,完成了世界史重新书写的伟大事业。但被他发现的历史本身(特洛伊不是神话而是确实存在的城市)属于客观事实,不构成著作权的对象。
著作权法也不保护思想本身,例如发表与他人学术论文内容相同的不同文章(表现),著作权法是允许的。另外,文风、画风等,由于不是表现而属于思想,也不会成为作品。著作权法不保护思想的原因在于,如果著作权法超过保护表现而去保护思想,就会使保护过于强大,在某些情况下就会出大问题,即与所谓思想自由、表现自由、学术自由这些构成近代社会根基的价值观产生冲突。
第二,具有独创性。
“独创性”要求作品是作者自己独立创作完成的,不抄袭别人即可。这样,世界上就有无数作品存在,甚至可以说不拥有著作权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只是由于多半的作品,事实上没有利用价值,因此没有产生法律问题。有关“独创性”的解释,对绘画、音乐、文学这样的传统作品而言,可以说是妥当的。但是对以程序为中心的技术上的作品,是否妥当有待讨论。
第三,具有可复制性。
“可复制性”是指作品能够在一定载体上“固定”和“重现”。在网络空间里,著作权作品的表达方式是由“0”和“1”排列的二进制数码的单纯数据排列,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并在互联网上“流动”的。但这种“流动”是种假象,其实信息也是被固定在有形的物质上的。任何上传到互联网上的文件都必须输入到www服务器的硬盘驱动器内,即以数字化形式固定在计算机的硬盘上,这种固定的结果是能够被他人使用联网主机阅读、下载到其计算机硬盘上,或用U盘拷贝或直接打印到纸张上,这个过程就是著作权法要求的可复制性。 例如在陈卫华诉《成都计算机商情报》侵犯其著作权一案的审理中,法院认为能够在一定时间被有形载体固定下来并保持稳定状态,为公众直接或借助某种媒体所感知、复制,就可认为作品具备可复制性。
第四,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
该要件的意义主要在于将实用性的物品从作品中分离出去,使之成为外观设计、实用新型等工业产权法保护的对象。
2.数字化作品与数字式作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在网络环境下发表的智力创作成果只要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同样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从来源上看,网络环境下的作品可以分为数字化作品和数字式作品。
数字化作品,即是对传统形式的作品如书稿、电影胶片、唱片等借助数字化转换技术在网络中予以重现。关于对传统作品数字化转换的行为性质以及转换后的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学界曾经存在争论。一种观点是将作品数字化定性为类似于翻译的演绎行为,即传统作品数字化的本质是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也就是将人类的自然语言翻译成电脑能够识别的二进制代码。并且“数字化作品和数字化前的作品是单纯的演绎关系,它和把一件英文作品译成中文作品没有本质的区别。” 另一种观点认为,作品数字化实质上是一种复制行为。因为将传统作品数字化只是将作品的原有形态进行数字转换,这种转换过程是机器完成的,其中并不包含人的创造性劳动,传统作品经过数字化处理后,并没有产生新的作品。作品的数字化与传统的印刷、复印、录音等复制行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现在对此问题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数字化转换纯粹是一种技术性转换,不存在独创性。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作品数字化问题。认为传统作品被数字化实际上是将该作品以数字代码形式固定在磁盘或光盘等有形载体上,改变的只是作品的表现和固定形式,对作品的“独创性”和“可复制性”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作品的表现形式应当包括数字代码形式,被数字化后作品著作权仍由原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的各项权利内容也同样适用于数字作品的著作权。
数字式作品,即创作人直接借助电脑技术在网络上进行原始创作的作品。这种创作与传统作品无异,也是创造者智力活动的结晶。因此,只要创作成果符合著作权法关于作品要件的规定,创作者就应享有著作权。
多媒体网页由数字、图形、音频、视频等一些多媒体信息和数据库组成。网站管理者根据需要,对大量信息、网络作品进行分门别类,采取独特的选取和编排方法,赋予它们新的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所以与传统作品当中的汇编作品非常相似,其独创性显而易见。而其可复制性特征也与数字式作品相同,具有著作权法所保护客体的特征,其著作权应归属于网站管理者。《著作权法》修改后,把多媒体网页归入汇编作品似乎成了一种共识。但是,汇编作品根本不是独立的著作权保护客体,因为任何种类的作品经过“选择、编排”都可以构成汇编作品。同时,汇编作品的弱保护——即只保护结构,不保护内容,成为多媒体网页著作权保护的致命伤。
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列举了8种具体形式的作品: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作品、戏曲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工程设计图纸及说明、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像作品和模型作品、计算机软件。网络环境下应视具体作品的情况进行归类。近年来的方正字库系列维权案就是例证。汉字字体一般以字库的形式,即若干汉字以相同的风格和规律构成统一的形式表现出来。字体经过设计,形成了具有一定独创性的由统一风格和笔形规范构成的整体字库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作者的智力创作。在这个意义上与汉字的书法作品相似,同属于美术作品。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字体字库作为美术作品保护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承认。此外,对于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著作权法第3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够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都应当予以保护。
(二)作品实质相似性的认定
如果某人的作品与他人作品具有同一或者实质相似性,则可能构成对他人著作权的侵害。当然如果这种同一或类似是偶然的,则不构成侵权。因为独立创作的作品即使与他人作品实质相似,也是作者个性的表现。
1.表达与思想的区分
作品是不同形式的对于思想、情感的表达。著作权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只保护对于思想观念的表达,而不保护思想观念本身。 因此,将思想观念与表达形式相区分,并就后者的实质相似性进行比较,是网络著作权侵权认定的重要方面。思想观念是指概念、原则、术语、客观事实、创意和发现等。著作权法中的表达则是指对于思想观念的各种形式或方式的表述,例如文字的、音符的、线条的、数字的、色彩的、造型的、形体动作的表述或传达等。
当某种思想观念仅有一种或有限几种表达时,则著作权法不仅不保护思想观念,而且也不保护表达,这就是“思想观念与表达同一性”(Idea-Expression Identity)原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人为了表达同样的思想观念,只能使用第一个人使用过的表达,或者只能使用与第一个人使用过的表达基本相似的表达。如果著作权法对其进行了保护则等于事实上保护了思想观念。该原则主要应用于功能性和事实性作品。因此,如果用于执行某一功能的程序代码仅仅存在一种或极少数几种方法,则其他人在编写执行这种功能的程序时,可以使用该程序代码,即不构成侵权。但是一般要证明某一思想观念的表现形式是唯一的(或只有极少数几种)是很不容易的。
与此相关的还有“情境”(scenes a faire)理论。该理论主要适用于文学性作品。文学作品中的某些要素,如事件、人物的特性和特定的背景等,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因为它们是特定主题或思想观念的必然派生物,或者说作者创作同一主题的作品时不可避免地会运用这些要素。例如,近年来谍战片成为电视剧市场的热门主题,在谍战片中往往会出现情报窃取、情报传递、枪击等情节。如果对这些要素提供著作权保护,必然会阻止其他人就同一主题进行创作。
在对思想观念与表达进行区分时,美国法官汉德(Learned Hand)在1930年的“尼克斯”一案中提出的“摘要层次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说:“无论是依据普通法或是版权法,对于文学财产的保护来说,权利当然不能仅仅局限于逐字逐句的文本上。否则,抄袭者就会因为略加变化而逃脱责任。这从来就不是法律。然而,当文字上的挪用不再是检验标准的时候,则必然涉及笼统的整部作品。在涉及戏剧作品时,抄袭者可以是割走了一个场景,或者可以是挪用了一部分对话。然而问题在于,这拿走的部分是否构成‘实质性’,因而不是对于享有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涉及其他类享有版权作品的案件中。但是,当抄袭者不是拿走了具体的一块,而是拿走了整体的摘要,判定就更为麻烦。就任一作品,尤其是就戏剧来说,随着越来越远离情节,会有一系列越来越具普遍性的模式与之相应。最后一个模式可能就是该戏剧是有关什么的最一般的陈述,有时可能只包括它的名称。但是,在这一系列的摘要概括中,有一个不再受到保护的点。否则,剧作家就可能阻止他人使用其‘思想观念’。除了思想观念的表述,他的财产权永远不及于思想观念。” 而对于受保护的表达与不受保护的思想观念之间的临界点,又必须依据作品的种类、性质、特点等个案处理。
2.表达的对比
在将思想与表达进行区分后,所要比较的是表达之间是否具有实质相似性。而实质性相似则是从作品的读者(Audience,包括读者、听众、观众等)的角度来说的。即一般的读者在比较了两部作品后,如果感到被告的作品使用了原告的作品,两者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相似,即存在侵权;如果感到两部作品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相似,则不存在侵权。但是无论如何所比较的都是两部作品之间的相似之处,而不允许比较两部作品之间的不同之处。在实质性相似的判定中,“一般读者”是一个关键性要素。Coldstein教授指出:“这一判定方法具体贯彻了版权法的传统目的,即保障作者对其受保护的表述拥有排他性的市场——读者。”当侵权作品盗用了享有版权作品的表述时,部分读者会选择购买侵权作品,从而使享有版权的作品失去部分的市场。在美国由陪审团来担当一般读者的角色,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则由法官来完成这项任务。一般读者的标准因作品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传统上,一般读者的检验标准,与文学、戏剧和绘画等作品联系在一起,在涉及这些作品的时候,一个一般的观察者可以通过细心比较而判断出原告作品与被告作品之间是否存在着实质性相似。因为这不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或背景。但在涉及专业性较强的音乐作品和计算机软件等作品的时候,一般的读者,甚至是进行审判的法官都难以判定两部作品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此时就需要借助专家的力量。因此随着作品类型的丰富,“一般读者”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采纳了“作品所针对的读者”(the works intended audience)的检验标准。
二、网络著作权专有权利的范围
我国《著作权法》第47、48条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侵权形式,但是并没有穷尽所有的侵权现象。判断一行为是否违法不应当仅仅考虑《著作权法》第47、48条列举的具体情形,而应着重考察其是否危害著作权法赋予著作权人的权利。因此,明确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是判断网络著作权侵权的关键所在。而在网络环境下,近代著作权法所涉及的复制权、演绎权和传播权三大类财产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一)复制权
1.含义
复制权是作者对文学和艺术作品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伯尔尼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第9条第(1)款明确规定:“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复制这些作品的专有权利。” 根据斯德哥尔摩外交会议第一主要委员会的讨论意见和主席的总结发言,复制是指将作品固定下来,在该固定物的基础上,作品可以被间接地向公众传播或者被进一步复制。 因此,构成复制的要素包括:“固定”、“有形载体”、“通过固定物间接传播”。各国著作权法也多对复制或复制权作出了规定。美国《版权法》第101条规定:“复制件”应是实体的物质,它是借助现在已知的或未来即将出现的任何方法将作品固定在实体物之上而形成的。通过这些复制件,作品内容即可以直接或借助机械、设备而被用户感知、复制或传播。 还有一些国家在界定复制行为时,采用了列举的方式,从所列方式来看,均需要有形物质客体作为复制件的承载对象。如意大利《著作权法》第13条规定,“专有复制权的对象是用任何方式制作作品的复制品,如通过手抄、印刷、石印、版刻、摄影、录音、摄片、以及其他任何复制过程”。日本《著作权法》第2条也规定,“复制指使用印刷、照相、复印、录音、录像或其他方法进行有形的再制作”。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5项规定:“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2.网络环境下的延伸适用
数字技术的出现使作品以数字化的形式高质量地被固定在新型物质载体上,形成作品的数字化复印件。1999年国家版权局颁布的《关于制定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明确规定:“将已有作品制成数字化制品,即以数字代码形式固定的有形载体,不论已有作品以何种形式表现和固定,都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在2004年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康佳公司一案中, 法院认定康佳公司通过固化在IC卡上的形式将《渴望》曲内置为康佳移动电话机的来电提示铃音的行为是对《渴望》曲作品的片段的录制行为。因此将作品固定在移动硬盘、软盘和光盘等媒介上的行为都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在网络环境下,这种复制行为主要是指通过计算机硬盘完成的永久复制行为,例如将作品上载至网络服务器硬盘上 ;将作品从网络服务器或他人计算机中下载到本地计算机硬盘;通过网络向其他计算机用户发送作品等。
3.临时复制问题
数字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使传统的复制权理论得到延伸适用,同时也使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有些复制是在互联网的正常使用过程中产生,例如网络用户浏览互联网上信息时在其计算机内存中产生的临时性复制,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计算机系统在网络用户信息传输过程中产生的自动复制,以及在计算机硬盘上形成的缓存。这些临时复制是否能够被界定为著作权法上的复制,至今仍困扰着国际著作权界。争议的背后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版权人希望将复制权的效力及于临时复制,这样计算机用户在线阅读、欣赏、使用网络上的盗版作品就是未经许可复制作品的行为,可能构成对复制权的侵犯;而使用者的立场则截然相反,因为在网络上的获取和浏览必须经由临时复制,如果版权人控制了暂时复制,就意味着控制了信息的获取。 在这种利益的冲突与较量中,立法者所要做的就是通过规则的制定在信息控制与信息获取之间寻求最佳平衡。
鉴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互联网条约最终没有扩大《伯尔尼公约》有关复制权的范围,也没有做出排除各种临时复制的规定,而是将这一问题留给了各成员国的国内立法。根据美国1995年“白皮书”的规定,如果计算机用户访问存储在另一个计算机中的文件,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只有该文件被复制进用户的计算机内存,用户才能在计算机屏幕上看到这一文件,这种复制无一例外地属于著作权人的复制权控制范围之内。因为根据美国《版权法》,材料只要进入了计算机内存就足以借助机器或装置被观看、复制或传播。“白皮书”由于过多地倾向于保护作者的权利,最终没有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而1998年《千禧年数字版权法》也没有对临时复制作出专门的规定。但是,美国在2002年通过了《科技、教育与著作权整合法案》,即Teach Act。该法案以特别法的形式补充了美国著作权法关于复制权限制的规定,明确了产生于网络教学过程中的一系列临时性的复制行为,不构成侵权。 2006年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下设的法院、网络以及知识产权附属委员会(CIIP)通过并批准了版权法第115节的修订案(Section 115 Reform Act of 2006, SIRA),在修订案中,第115节e款第(3)段提到,仅为实现数字音乐传输所需要的在服务器上的复制和在缓存区中形成的附带性复制,也适用第115节下的强制许可,但这些暂时复制将享受法定的豁免。 这些规定表明美国实际上只在特定情况下对临时复制予以免责。欧盟于2001年5月通过了《关于协调信息社会中著作权和相关权若干方面的指令》,指令第2条将临时复制纳入了复制权的控制范围,该条规定:“成员国应规定下列授权或禁止直接地或间接地、临时地或永久地通过任何方法和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复制的专有权。”在如此宽泛的复制权范围内,指令也允许特定的临时性复制作为权利的例外。《指令》第5条第1款规定:“第2条所指的临时复制行为如果是短暂的或偶然的以及是技术过程中必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唯一的目的是:(a)使作品或其他客体在网络中通过中间服务商在第三方之间传输成为可能,或(b)使作品或其他客体的合法使用成为可能,并且该行为没有独立的经济意义,应免除第2条规定的复制权。” 日本坚决反对将临时复制纳入复制权的范围,“临时复制”在日本被称为“一时的蓄积”。早在1973年日本文化厅计算机相关问题委员会在著作权审议会报告书中就对计算机内存中的临时复制现象进行了关注,认为这种内存中的自动存储现象是“转瞬即逝”且具有过渡性特征的,因此,该种“一时的蓄积”行为,不是作品的复制。
从我国现行立法上来看,复制权的控制范围尚未包括临时复制。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两个互联网条约的外交会议上,我国曾是临时复制建议的积极反对者。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起草和征求意见中,临时复制问题引起了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一种复合性权利,从技术角度讲,作品及信息网络传输涉及数字化、上载、传输、浏览和下载等多个环节,因而作品的网上传输也涉及一系列权利,其中与复制权的关系尤其密切。因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于临时复制这样一个互联网上的普遍行为应给予明文规定。另一种意见认为,临时复制的法律意义在于控制终端用户在线使用作品,而禁止终端用户非营业性地使用作品不具有可行性,用于控制商业性使用的情形又极少发生。同时,在临时复制问题上国际社会尚有很大争议,不存在一个强制性国际标准,国内对此问题尚未达成清晰的认识,加以明文禁止的可行性不够充分。 最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未对临时复制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
1. 路径选择:信息网络传播权
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十二)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的主要专有权利。
我国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主要参照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8条的表述。1996年12月20日,为了解决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引起的版权问题,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在12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上缔结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其中WCT第8条规定了“对公众传播的权利”,即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而该条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伯尔尼公约》能够适应网络技术发展的现状,明确要求各国著作权法将“交互式”的网络传播行为也纳入著作权人“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
虽然《伯尔尼公约》自1925年之后就赋予了作者“传播权”,但它只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公开表演权”、“公开朗诵权”、“公开放映权”和“广播权”四项权利。“表演”、“广播”、“放映”等用语在《伯尔尼公约》时代具有特定的技术背景,都是指使观众或听众在指定的时间或地点被动地接受作品传播的“单向”行为。 在第8条的设立问题上,谈判各方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1)纳入发行权范围;(2)创设更为普遍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为了融合两方观点,第8条只使用了宽泛、中性的词语,这种做法被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助理总干事、版权及邻接权外交会议秘书费克赛称为“伞式解决法”(umbrella solution)。这种模式试图将现今需要保护的相关数字传输行为全部囊括其中,同时赋予成员国足够的自由在本国国内法中选择规定保护这些行为的权利。实际上,信息网络传播权(即将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只是向公众传播(即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的一部分,向公众传播权的内涵要远远大于信息网络传播权。
2. 法律定位:非交互式网络广播问题
2009年12月28日中国网络电视台(英文简称CNTV)正式开通。中国网络电视台是依托中央电视台,在央视网基础上创办的国家网络电视播出机构。其将中央电视台拥有的丰富的电视节目,通过互联网的平台予以播出。这一“国家队”的进入,将进一步改变网络播放行业的格局。 随后,2010年1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 中国网络电视台的开通及三网融合的重大决定表明,在网络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融合已成为我国网络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网络广播产业必将在数字融合的大趋势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司法实践中,由网络广播引发的网络著作权纠纷已经出现。例如,在宁波成功公司与北京时越公司侵犯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中, 法院认为,只要网络用户通过信息网络在其选定的时间可以获得作品的部分内容,作品传播者就构成了《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即使悠视网的播放方式系定时定集播放,悠视网未经许可的在线播放行为亦侵犯了宁波成功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而在安乐影片公司与时越网络公司侵犯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中, 法院则认为,时越网络公司作为涉案网站“悠视网”的经营者,在该网站上向公众提供涉案《霍元甲》的定时在线播放服务和定时录制服务,使网络用户可以在该网站确定的时间和用户选定的计算机终端观看和下载涉案影片《霍元甲》。被告时越网络公司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安乐影片公司对该影片享有的著作权中的通过有线和无线方式按照事先安排之时间表向公众传播、提供作品的定时在线播放、下载、传播的权利,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由此可见,关于网络广播的法律性质有待进一步明确。
网络广播(webcast)是一种媒体的文件传播方式,其利用互联网的流媒体技术 将单一来源内容面向广大的听众/观众传播,既可以通过实时方式(live),也可以通过随选方式(on demand),从实质来讲,网络广播是一种经由互联网的“广播”。 随着网络广播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网络视频的定时播放技术。国内著名的众源网络公司(PPS)、上海聚力传媒技术公司(PPLIVE)均采用这种技术。从技术特征来看,定时播放是用户被动接收来自于服务提供商的信息,在节目播放过程中,客户端接收信息,但不能控制信息,数据包的单独一个拷贝发送给网络上的所有用户,用户不能暂停、快进或后退播放的节目,也不能在选定的时间播放节目。因此,定时播放属于非交互式的广播形式。如前所述,信息网络传播权仅仅涵盖了交互式网络传播,因此对于非交互式的网络广播难以纳入其中。另一方面,非交互式网络广播也难以纳入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广播权的控制范围。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1项的规定,广播权包括三层含义,其一是“公开广播或传播作品”,必须是以“无线方式”;其二是通过“有线方式”,如通过有线广播或者有线电视传播或者转播无线电台、电视台“广播的作品”,而不是直接以有线的方式传播作品;其三是通过扩音器等工具传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的作品”,而不是直接以扩音器等工具传播作品。 由此可见,广播权的控制范围并不包括直接以有线的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目前的司法实践主要是运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的兜底条款来控制这类行为。 而这只是解决立法漏洞的权宜之计,需要谨慎适用。
从完善著作权专有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网络广播的法律定性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解决:(1)建立如美国《版权法》中的公开表演权(right of public performance)一样的“向公众传播权”,涵盖表演权、上映权、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2)建立如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一样的“公开传输权”,以有线电、无线电之网络或其他通信方法,借声音或影像向公众提供或传达著作内容,包括使公众得于其各自选定之时间或地点,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内容。 (3)修改“广播权”的定义,使之能够控制非交互式的传播行为。 而从三网融合的产业发展趋势来看,建立统一的“向公众传播权”对于电信、广播、电视和网络系统来说可能是比较经济和方便的。因为如果采用不同的权利模式,他们将面临各种不同权利授权的问题,如网络传播往往既存在交互式传播,也存在非交互式传播,却需要分别针对不同的传播方式得到不同的授权许可,这对于网络整合的发展与产业投资的增长极为不利。
(三)演绎权
演绎权是指作者许可他人在自己作品的基础上创作作品的权利。如果他人未经作者的许可而翻译、改编其作品,就侵犯了作者的演绎权。在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各种经济权利中,属于演绎权的有改编权、摄制权、翻译权和汇编权。
改编权,是指作者享有的,许可或禁止他人改编自己作品的权利。《伯尔尼公约》第12条规定:“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对其作品进行改编、编排或其他变动的专有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4项规定:“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因此,如果行为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将其网络小说改编成戏剧,并再上传到互联网上,则行为人也侵犯了原作作者的改编权。
摄制权,是指许可或禁止他人将自己的作品摄制为电影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3项规定:“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因此,如果行为人未经原作作者的许可,擅自将其网络小说改编摄制成电影,再上传至互联网上进行传播,则行为人也侵犯了原作作者的摄制权。
翻译权,是指作者所享有的许可或禁止他人翻译自己作品的权利。《伯尔尼公约》第8条规定:“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在对原作享有权利的整个保护期内,享有翻译和授权翻译其作品的专有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5项规定:“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因此,如果行为人未经原作作者的许可,将其作品翻译成为另一种语言文字,例如中文或者英文,并上传到互联网进行传播,则行为人也侵犯了原作作者的翻译权。
    汇编权,是指作者享有的许可或者禁止他人将自己的作品收入某一汇编作品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6项规定:“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因此,如果行为人未经原作作者的许可,将其作品收入百科全书后,将百科全书数字化上传至互联网,则行为人也侵犯了作者的汇编权。如前所述,如果将多媒体网页定性为汇编作品,那么如果其中未经许可使用了他人的作品,则也侵犯了他人的汇编权。
(四)精神权利
精神权利(moral right)是指作者就作品中所体现的人格或精神所享有的权利。 各国著作权法对精神权利的规定有所不同,法国规定了发表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收回作品权四项;德国只规定了发表权、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美国在规定视觉艺术家的精神权利时,只规定了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作者精神权利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1. 发表权
发表权,是指作者享有的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发表权的内容包括发表作品与不发表作品两个方面。发表作品包括何时发表、何地发表、以何种方式发表等内容。发表权的行使只能有一次,作品的发表,应当是首次向社会公开,如果作品已经出版或者将作品展览过,说明作者已经行使过了发表权。发表权应当由作者享有,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推定作者将其发表权转移给了作品的合法使用者行使。发表权与著作权中的各项经济权利密切相关,作者为了行使自己的发表权,必须首先决定以何种方式利用自己的作品,可以说,著作权法中有多少种经济权利,作者就有多少种行使发表权的方式。因此,许多国家的著作权法中没有规定发表权,《伯尔尼公约》中也未规定。关于发表权与经济权利的这种关系,德国著名教授迪茨认为,法律在规定作者的各种经济权利的同时,又规定或承认了作者的发表权,是为了强调作者精神权利的这一个方面,强调只有作者本人可以决定自己的作品是否发表和以何种方式发表。 因此,如果行为人未经许可,将他人享有著作权但未发表的作品首次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传播,那么他实际上不仅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而且也侵犯了其发表权。
2. 署名权
署名权,是指作者有权在自己所创作的作品上署名,向世人宣告自己与特定作品之间的关系。根据《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2的规定,署名权是昭示作者与作品关系的权利,是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2项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一方面作者享有署名权,另一方面署名又与作者的身份确定直接相关,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3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在网络著作权侵权中,网络作品的作者身份确定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陈卫华诉成都电脑商情报侵犯著作权案”就涉及到此问题。本案中,“3D芝麻街”是互联网上一个人主页的名称,版主署名为“无方”。该主页自1998年开始上载有关三维动画设计的文章。1998年5月10日,该主页上载了一篇题为“戏说MAYA”的文章,作者署名为“无方”,并注明“版权所有,请勿转载”字样。1998年5月16日,成都电脑商情报刊登出“戏说MAYA”全文,文章署名为“无方”,并注明该文出处不详。在报社稿酬统计表中也注明该文稿酬未付。1998年11月,原告陈卫华向被告发出电子邮件,说明本人是“戏说MAYA”文的作者,同年12月12日,原告又向被告发出传真,指出被告应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被告收到上述函件后拒绝了原告的要求。据此,原告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并最终胜诉。本案中如何认定陈卫华的作者身份成为首要问题。
关于网络作品作者身份的确定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采用法院公告的方式,即由法院公告要求网上作品的真正作者在指定期限内前来法院办理登记手续,逾期视为弃权;另一种观点认为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责令对原告身份提出异议的被告举证证明原告不是作者,否则令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也有观点认为可以采用技术手段确认电子人格,例如用电子签名来辨别网络上个人的身份;还有观点认为应由网络服务商提供证据。
在这些解决办法中,法院公告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身份确定问题,当多人主张自己的作者身份而又都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情况下,作者身份确定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而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对于被告而言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被告与原告面临着同样的举证困难,而且各国诉讼法规定的有限的举证责任倒置情形均不包括有关作者身份的举证。技术手段确认电子人格的方式,虽然可行,但是技术手段往往不为每一位作者采用。由网络服务商提供注册资料较为可行,因为个人主页是由网络服务商提供一部分硬盘空间供个人使用的,个人主页申请时的注册资料也保存在网络服务商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掌握着个人主页的原始注册材料,并且是个人网页的超级用户,掌握着其名下所有个人网页的密码并可对其中内容进行监管。
网络环境下作者身份的确定与作者的署名方式密切相关。作者享有署名权,即有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也有不署名的权利,同时也享有署真名,或者署假名、笔名的权利。但是,在作者充分享有署名方式自由的同时,也应受到某些后果的制约。在作者因其自身的行为,导致其不能证明其就是某作品著作权人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在网络环境下,更应强调这一点。对于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由作品原件的合法持有人行使署名权之外的著作权,作者身份确定后,由作者或其继承人行使著作权,但在网络情况下,此规定的意义不大。首先,许多作品根本没有原件,作品是在电脑上创作的,电脑软盘或硬盘虽作为作品的载体,但其却不是作品的原件。其次,除非对作品采取一定的技术措施,禁止他人下载,在网上对作品的复制、打印非常容易,即使认可载有作品的软盘、硬盘或打印件可作为作品的原件,那么,凡是主张权利的人都可获得所谓的“原件”,在此情况下,这些原件也没什么证明力了。因此,在网络环境下,作者应慎重选择署名方式。我国现行著作权制度中规定的作品自愿登记制度,是一种很好的机制,作者可依据《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的规定,将自己的网络作品进行登记。发生纠纷时,登记书和资料将会成为证明自己享有著作权的有力证据。
3. 修改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3、4项的规定,修改权是指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保护作品完整权是指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虽然在法律上这两项权利是独立并列的,但是理论上一般认为它们实际上是同属于一种权利的正反面。
在互联网上,有时会出现网络“恶搞”行为,而行为的对象有时就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应该说,“网络恶搞”是一种网络社会现象,并非法律用语,其定义还是相当模糊的。一般认为“网络恶搞”就是通过网络传播的形式恶意搞笑或者搞怪,其目标通常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东西。比如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就属于网络恶搞行为,其对象是陈慨歌的《无极》。对于以作品为对象的网络“恶搞”行为的法律评判主要是通过著作权法和侵权责任法来完成的。因为网络“恶搞”往往需要对他人的作品进行解构和编辑组合,因此可能会涉及到对作者修改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因为作品的完整性不仅包括表现形式的完整性,也包括内容、情节和主题思想的完整性。一件网络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思想和创作艺术,任何增删或修改作品的行为都有可能违背作者的创作原意,使作者的人格受到损害,从本质上说保护作品的完整性是要求他人尊重作者的思想观点的。
三、法定抗辩事由
所谓行为的违法性,是指对法律禁止性或命令性规定的违反。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行为从表面上看侵犯了他人的权利(落入他人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但由于法律有特别规定,因此不认为其行为违法。一行为是否构成对于网络著作权的侵犯,是否具有违法性,还需看其是否具有法定抗辩事由,这些事由主要包括权利无效、获得许可以及合理使用。
(一)权利无效
著作权的取得,各国立法有创作主义和注册主义两种模式。创作主义是指依作者创作的事实自动取得法律上的保护;注册主义是指除创作之外,还须向国家主管部门履行注册的手续,方能取得著作权。因此,在采用注册主义的国家,如果注册存在瑕疵,则会导致著作权的无效。我国采用创作主义,著作权法第2条第1款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因此,作者自作品创作完成即享有著作权,一般不会无效。随着视频分享网站的兴起,网络著作权侵权经常会涉及到一些境外作品,尤其是境外影视作品。对于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著作权保护应当根据《著作权法》第2条的相关规定。
作品己过保护期也是著作权无效的原因之一。从历史进程来看,著作权的保护期限呈不断增长的趋势。 我国《著作权法》第20、21条也对著作权的保护期限作出了专门规定,即(1)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2)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和著作财产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加50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3)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著作权(署名权除外)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其发表权和著作财产权利的保护期为50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50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50年内未发表的,不再受著作权法保护。(4)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摄影作品,其发表权和著作财产权利的保护期为50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50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50年内未发表的,不再受著作权法保护。因此,如果著作权的保护期限已过,则构成侵权的有效抗辩事由。
(二)获得许可
著作权的许可是指作者或其他权利人将自己所享有的著作权,在一定的期限内转移给他人使用,并获得相应的报酬。一旦许可的期限届满,有关权利即回归作者或权利人所有。如果行为人使用他人作品是获得了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了报酬,则不构成侵权。实践中,作者通常会许可出版社、期刊社一项或几项权利,如果数字图书馆、期刊网从出版社、期刊社获得授权时,则需要特别注意作者是否将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给了出版社、期刊社,否则一旦发生纠纷,数字图书馆、期刊网将面临侵权的危险。实践中已经发生了相关的纠纷。
在魏某与龙源期刊网著作权纠纷案中,权利人魏某于去年发现,其曾发表的文章凡是能在网上搜索到的,大部分在龙源期刊网上都能找到,在意识到可能被侵权后,他对其中的58篇文章进行了证据保全,并以自己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没有授予过龙源期刊网为由,将其诉至法庭。对此,龙源期刊网主张他们已经取得了刊登权利人魏某文章的杂志社授权,并且与杂志社签订了《网络电子版合作协议书》,约定杂志社提供期刊给龙源期刊网进行数字化处理、制作网络电子版,并进行网络销售代理;协议签订后龙源期刊网便向杂志社支付了约定的版税和收益。法院认为龙源期刊网在签订协议前,只审查了杂志社的出版资质,而未审查杂志社是否有权利处置其登载文章的著作权,因此不构成有效抗辩,判决侵权成立。 该案反映了现阶段数字内容产业发展中的一个瓶颈问题,即如何取得有效授权,避免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长久以来,国内期刊网的经营模式大多是通过与传统期刊社签订《网络电子版合作协议书》来进行,但是该案的判决结果表明这种合作模式仍有待完善。但是如果让期刊网逐一审查作者是否授权期刊社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同意再许可(一般为专有许可),或者逐一向作者取得其许可,那么会不会造成期刊网的沉重负担?因此已有学者呼吁建立网络版权信息交易平台,让所有的权利人都能很方便地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平台上进行登记,用数字化的方式来解决数字产业的问题。
(三)合理使用
自2002年陈兴良教授诉中国数字图书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以来,已经出现众多相关纠纷。2004年郑成思等七教授状告书生公司,2007年几百名学者状告超星图书馆,2008年482名硕士、博士将万方数据公司告上法庭,104名硕博士将矛头指向中国学术期刊网。这些案件虽已尘埃落地,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有关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基于正当目的使用他人著作权作品的合法行为。 合理使用是各国著作权法的通行制度,也是著作权实务和理论研究的一个最易引起争议的规则。从各国的立法来看,主要存在列举主义和因素主义两种立法模式,绝大多数国家对著作权权利限制与例外进行列举和特定化,法院对于合理使用采取封闭与谨慎的姿态,很少基于立法列举的类型之外去判断其他行为的合理性。 我国采取的也是列举主义模式,《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了12种合理使用方式,尽管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无需支付报酬,但是仍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1. 分析工具:“三步检验法”与“四要素”相结合
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作品的使用方式和传播方式,也给合理使用制度造成了巨大冲击。对此,我们需要回归“合理性”的标准,并以此作为分析的工具。《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本联盟成员国法律得允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上述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也不无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利益。”这一规定是原则性的,它允许国内法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对作者的专有权利加以限制,但是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不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2)不致无理地影响作者的合法利益。这一规定被称为“三步检验法”。但是《伯尔尼公约》中的“三步检验法”还仅仅适用于复制权,到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13条则将其扩展到所有的著作权内容。后来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条约》第10条也规定了适用于所有著作权内容的“三步检验法”。我国2002年9月施行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1条也规定了“三步检验法”,即“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
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美国对合理使用的判定采取弹性标准。美国《版权法》在第107条规定了“合理性”的四个判断标准:(1)使用的目的和性质,包括这种使用是否有商业性质或者是为了非营利的教育目的,基于评论、教学、学术研究等非营利的教育目的可能成立合理使用。(2)享有版权作品的性质,如果原告的作品是事实性的,那么被告的引用、释义成立合理使用的可能性较大,如果作品是尚未发表的,则难以成立合理使用。(3)同整个有版权作品相比所使用的部分的数量和内容的实质性,这是相对于原告的作品而言的,即使被告所复制的部分仅占其作品的很少部分,但是如果构成了原告作品的最精华部分,也难以成立合理使用。(4)这种使用对有版权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所产生的影响。
“三步检验法”与“四要素”都是分析个案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思想工具,二者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即都是为了获得公平合理的结果,实现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尽管“三步检验法”先于“四要素”被立法所规定,但是“四要素”的判例法基础却早已存在。它们之间具有密切相连的承接关系,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笔者认为,在具体的个案中,“四要素”提供了分析的主要视角,而“三步检验法”则融入到了每一角度的具体分析当中。以下,笔者将运用该分析工具对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问题进行分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著作权法》采用的是列举主义立法模式,即只在法定情形下才能成立合理使用。尽管《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了“三步检验法”但是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可以在非法定情形下运用该规定判定是否成立合理使用。
2. 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分析
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或称电子图书馆,源于美国1992年7月1日的《信息结构与技术法案》(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Act of AC)。它是对传统图书馆内的处于有形载体状态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并进行数字化处理,再通过网络系统向公众提供所需信息,是一种信息服务的概念。现阶段,我国数字图书馆呈现如下特点:(1)“公益”(Public)服务与盈利(Profit)服务并存;(2)“书店”(Bookstore)服务与图书馆(Library)服务共存;(3)“内容”服务(ICP)与“联接”服务(IAP)共存;(4)“文字”(Literature)服务与“多媒体”(multimedia)服务共存。从运作模式来看,主要包括三种:(1)由政府主导的国家级建设项目,如中国数字图书馆,这些项目尽管有政府主导,但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模式;(2)由地方图书馆主导的区域性建设项目,它们多采用和商业公司合作的模式;(3)电子商务模式。
从立法上看,《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第7条规定,“(1)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2)前款规定的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应当是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可见,图书馆对馆藏作品进行数字化受到了诸多限制:其一,对象限制,即仅向本馆馆舍内的服务对象提供;其二,范围限制,即包括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以及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并且于后者是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其三,非营利性限制,即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由此可见,数字图书馆对作品的使用不属于现行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因此,司法实践中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抗辩不能够成立。
从立法角度看,是否要规定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呢?需要具体分析:从使用目的与性质方面来看,有些数字图书馆实际上是挂着图书馆招牌的“商业性数据库”,具有营利性,因此应当排除合理使用。例如,在郑成思诉书生公司一案中, 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由北京书生科技有限公司创办,是集数据库应用平台,信息资源电子商务平台与资源数字化加工服务平台三位一体的综合性数字图书馆,它实质上是一个盈利性的商业公司。是利用网络向用户提供数字化资源,在法律上可以归为“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即使是公益性数字图书馆,也并非当然成立合理使用,还要检视其是否会妨碍作品的正常使用,以及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如果允许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免费使用作品,将导致作品变相地免费向社会提供,如个人可以基于私人复制的合理使用而使用该作品,则将导致著作权人发行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形同虚设,这将造成著作权人利益的严重损害。而如果不允许公益性图书馆免费使用作品,那么个人仍可以基于私人复制的合理使用而通过其他途径使用该作品。因此,笔者认为排除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更为妥当。
结论
网络著作权,又称网络版权,是指网络环境下权利人对其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权利。网络著作权并非独立于著作权之外的新概念,而是传播技术革新引起的著作权概念的发展,是特定历史阶段下著作权的称谓。网络著作权侵权的认定主要包括作品之间具有相同或者实质相似性;行为落入著作权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以及缺少法定抗辩事由等。
我们可以把判定作品实质相似性的步骤分为两步:第一步,分离——删除。首先把作品中的思想与表达进行二分,并且将“思想观念”从“思想的表达”中删除出去。其次,将“思想的表达”中涉及的公有领域的内容删除出去。例如,计算机程序中属于应“过滤”掉的内容包括程序必然涉及的内部功能和外部事实,以及取自公有领域作品中的部分。第二步,对比。在第一步的基础上,采用“作品所针对的读者”的标准,对作品进行对比,如果被告作品中仍旧有实质性内容与原告作品相同,则有可能认定为侵犯版权。
在网络环境下,传统著作权法所涉及的复制权、演绎权和传播权三大类财产权利以及精神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信息网络传播权成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的主要专有权利,此外还出现了临时复制、非交互式网络广播以及网络作品作者身份确定等一系列新问题。
网络著作权侵权认定中的法定抗辩事由包括权利无效、获得许可和合理使用等。“三步检验法”与“四要素”都是分析个案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思想工具,二者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即都是为了获得公平合理的结果,实现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它们之间具有密切相连的承接关系,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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