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肉搜索”第一案的判决看网络隐私权保护
作者:陈际红 (中伦律师事务所)       本站发布时间:2009-1-12 20:15:31

在2008年的年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原告王菲诉被告张乐奕、北京凌云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海南天涯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件,做出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张乐奕和北京凌云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构成对王菲的名誉权和隐私权的侵犯,判令两被告停止侵害,删除各自网站上的相关侵权内容,在各自网站的首页上刊登对王菲的道歉函并分别赔偿王菲精神损害抚慰金五千元和三千元及部分公证费;认定海南天涯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够成侵权。

此案被广大的网民称为“人肉搜索”第一案,之所以如此受到社会关注,概源于以下的原因:(一)“人肉搜索”无约束的滥用,导致侵犯隐私权行为在网络上的泛滥;(二)立法滞后,法律没有给公众、网络行政管理者和司法机构树立一个明确的隐私权保护规范;(三)隐权传统缺失与信息社会对隐私权保护的要求之矛盾日益突出。虽然中国是成文法国家,但鉴于此案件的实践意义,对此案件的判决做一研究,仍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 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法律依据

坦率地讲,由于没有隐私权的历史传统,我国在此领域的立法也几乎是空白。在《民法通则》中,与隐私权最密切的权利规定是九十八条关于生命健康权、九十八条关于公民的姓名权、一百条关于肖像权和一百零一条关于名誉权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16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在这一意见中,很明显,最高人民法院把宣扬隐私视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则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在此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显然又把隐私单列为并列于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的其它人格权益。

司法解释在此问题上的不一致,恰恰反映了司法解释制定者的困境和矛盾:司法解释应当源于法律,因此,司法解释所提及的“隐私权”必须在法律上找到根基;同时,司法解释要呼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把隐私权保护单独和明确地体现到司法解释中。

而在朝阳法院的判决中,是对隐私权和名誉权作了明确区分的。判决认为,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利益或者人身发生联系,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人生活、私人信息、私人空间及个人生活安宁。隐私权一般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采取披露、宣扬等方式,侵入他人隐私领域、侵害私人活动的行为,就是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名誉是指社会对特定民事主体品德、才能以及其他素质客观、综合的评价。名誉权是指民事主体就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和自我评价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

而在法律适用上,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又把隐私权归入名誉权的范畴。这也是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中法院的无奈之举。

二、 关于侵犯隐私权的构成

在我国,对于侵权的构成,一般采用四要件说,即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应当包含加害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这四个要素。对于侵犯隐私权的判断亦不应例外。

隐私是一状态,对于私人生活,是一种不被干扰状态;对于私人信息,是一种不被窥视和披露的状态;对于私人空间,是一种不被侵入的状态;对于个人生活安宁,是一种不被打乱的状态。一旦这一状态被打破,比如说个人隐私信息被披露,则就是发生了侵害行为并形成了损害后果,而不要求一定发生进一步的后果,如名誉权受到损害。

在法院的判决中,法院亦采用了这一标准。对待隐私权,法院认为“张乐奕在披露王菲婚姻不忠行为的同时,披露王菲的姓名、工作单位名称、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亦构成了对王菲隐私权的侵害。 ”因此,披露行为的发生就已经打破了隐私信息不为公众所知的状态,构成了侵害后果。

三、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侵犯隐私中的责任承担问题

谈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不能不提到“避风港原则”,该原则最早来源于美国1998年制订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法案),该法案规定:只提供技术服务或空间服务的ISP,如其不提供网络内容,在被告知侵权后,如履行了删除侵权内容的义务,不承担侵权责任。在我国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也借鉴了这一原则,即,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虽然“避风港原则”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规定,法院在本案中,显然在侵犯隐私权和名誉权责任的承担上,适用了这一原则。这一原则的适用,首先基于以下条件的成立:(一) 网络服务者没有参与侵权内容的制作和提供,也没有从这一内容中直接谋取利益;(二)网络服务者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基本的监管义务,没有在侵权明显存在的情况下,放任情况行为的发生;(三) 在接到侵权通知后,及时地履行了删除义务。

本案中,法院首先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及《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的规定,认定网络管理者对网络内容具有监督和管理的义务;同时也认为,鉴于网络海量信息的事实,网络管理者事实上不可能将所有不雅言辞均纳入监控范围,也不可能对所有网友的全部留言进行事前逐一审查。因此,网站管理者的监管义务应以确知网上言论违法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在确知的情况下如果放任违法或侵权信息的存在和散播,则构成侵权;而及时履行了删除义务的,不构成侵权。 据此,判决天涯公司不构成侵权。

而对于凌云公司,由于其创办的大旗网制作了标题为《从24楼跳下自杀的MM最后的BLOG日记》的专题网页,其身份因而成为内容提供者,而非网络服务提供着,法院因而没有适用“避风港原则”,判决其侵权成立。作为一个网络信息提供者(ICP),大旗网从本质上讲也是媒体,而媒体对所发布内容的负有审慎审查义务,因此,法院判决其承担侵权责任无可非议。但是,另一方面讲,网络信息提供者也是新闻制作和发布者,其要承担保证公众知情权的社会责任,在没有《新闻法》对新闻工作人员的职权和责任作出明确界定的条件下,要求媒体既要履行社会义务,又要履行审慎审查的义务,平衡起来确有难度。

四、 网络隐私权保护中的公共利益考虑

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原告的婚外情行为不仅违背了法律规定,也背离了社会道德标准,并对此予以批评。案件事实显示,被告张乐奕及众多网友的行为,暂不论其表达方式是否恰当,是否超过合理的限度,其初衷乃是表达对原告婚外情行为的谴责。但是,在法院考虑侵犯隐私权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并没有将这一因素加以考虑。

诚然,既然称之为“隐私”,则隐私本身必然是个人的,而非公共或群体的事件或信息。但是,作为一项私权,在主张或行使这一权利的时候,如果发生和公共利益的冲突,在具有突出的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可以对隐私权的主张或行使设定限制。

限制隐私权行使的正当理由,包括为了维护善良风俗的舆论监督,也包括为了维护公众利益的公众知情权。网络前所未有地给予了平民以平等话语权,在一般公众在传统媒体话语权被长期剥夺的现状下,这尤其显得重要,这也是由于技术进步所推动的社会进步之一。如果没有网民的揭底和广泛参与,“华南虎照事件”不知道何时才能真相显露;难以想象,如果不是网络的迅速传播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那个叫嚣“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的林嘉祥能够被停职;还有一边抽着天价烟,一边声称“为老百姓负责”的周久耕。是的,抽什么烟,戴什么表是个人的事情,但是这背后的故事却关乎百姓之利益。

可以说,在我国“人肉搜索”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是由于它的过分滥用,导致个人隐私在网络空间中被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在我们国家民主发展的初步时期,它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舆论监督的目的。不能因为第一种现象的存在而否定后一种的现实意义。

回归到本案件,因为牵涉到案件的具体细节,我们尚不能断定被告对原告隐私信息的披露在公共利益上具有了突出的正当理由,但是判决书中未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述,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

鉴于中国的法律体制,不可能对一个区级法院的个案赋予太重的意义,中国隐私权制度的建立,仍应当从人大的立法开始,建立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分工和配合的双重体系。同时,与法律建设同等重要是互联网文化的形成,它是规范网络和网民行为的内在机制,它的覆盖范围和效力所及的深度,远远超过成文的和有限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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