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特殊适用问题研究
作者:王军武    本站发布时间:2005-7-1 9:00:50

摘要:本文就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公司董事的特殊适用,在人民法院执行程序中的特殊适用等方面作了一些专门的探讨,如怎样追加被执行主体,在执行程序中可对第三人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执行股权时对该公司其他股东可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本文还对在公司破产、清算中的特殊适用,对跨国公司破产时的适用,对我国确立企业经营者、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破产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对公司清算中的欺诈性交易追究责任制度,深石原则在公司破产中的适用等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法人人格否认 董事 执行 追加 破产清算 适用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和法律界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基础、理论学说、设立的价值取向、适用的要件、适用的条件、适用的情形和范围、适用的例外等等方面的法律问题研究得比较多,而且也研究得比较透彻,但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公司董事(经理)的特殊适用,在人民法院执行程序中的特殊适用,在公司破产清算中的特殊适用,包括对跨国公司破产时的适用,在破产清算中深石原则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比较适用等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则研究得比较少,司法实践中却已有较多运用。因此本文拟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上述几个方面的特殊适用入手,就其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必要的研究,以期对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特殊适用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上进己一言。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公司董事(经理)的特殊适用
近来年随着董事会权力的不断扩大,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出现了一些加重董事责任的新规定。依照这些国家的公司法,如果董事由于缺乏应有的谨慎注意而使第三人,特别是使公司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时,董事须承担特定的责任。如德国公司法规定,凡董事会由于严重地违反法定的谨慎注意的义务,使公司债权人受到损害而后者又不能从公司获得赔偿时,董事应对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法国商事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个人以及其他董事须连带就违反法律、公司章程或经营中的过失对公司及第三人负责。如公司破产后,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商事法院得判令公司的董事长、全体董事或某些相关董事承担公司债务的全部或一部分,除非这些董事能证明他们在经营公司的业务上已做到了作为领取工资的受任人所应有的谨慎注意责任,而且董事不得以公司章程或股东或股东大会关于限制公司债权人诉权方面的规定来对抗公司的债权人。  
因此这里的关于董事责任的规定,实际上就是股东对公司法人过度控制后,对实施过度控制的董事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其目的在于加强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
在我国亦存在类似的问题。由于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自从公司的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得到确认以来,为股东特别是董事会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这幅“面纱”提供了机会。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公司的运行是靠人来实现的,每一个公司背后站立的都是个人。因此特别是董事这种职务的股东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利利用公司的人格从事各种欺诈行为,并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而即使出现此种情况,由于我国适用的是严格的有限责任制,阻碍了债权人要求董事负责的请求。还有一些董事常利用公司的人格从事各种隐匿财产、逃避债权人请求清偿债务的责任等行为。又因为我国公司法未明确规定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使公司债权人在受到损害时缺乏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
另外,我国的《公司法》允许一个公司可以向其他公司进行投资,但法律没有对这种转投资行为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后果进行有效规制,如未规定应如何救济受到侵害的债权人。对债权人来讲,债务人大量的转投资是影响债务安定的不利因素,尤其是在转投资很难变现的情况下,大量的转投资形成了母公司、子公司、孙子公司这样一个复杂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子公司的股东是母公司,而不是母公司原有的股东,于是在初始出资人和公司之间就有一道屏障。在这种情况下,子公司实际上是由董事和经理控制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股东对子公司的控制。目前,我们国家的许多大公司都设置了许许多多的子公司、孙公司、重孙公司。这一方面是因为经营的需要,但也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就是公司的董事和经理认为一旦把公司原有的资产转移到子公司、孙公司、重孙公司,他们受“股东——主管部门”的控制就越少,发展到最后,股东就会完全失去对公司财产的有效控制,股东的财产就成为董事和经理的财产。“对公司而言,公司法唯一至关重要的事实就是管理权力的合法集中化。职权的法定集中化除法律给予投票权的少数情况外,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几乎没有发言权;除董事或高层高级职员授权外,雇员也几乎没有正式的发言权。股东只有有限的投票权。” 针对此种情况,迫切需要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责令公司董事、经理对债权人承担债务责任。
我国公司法只规定公司董事对公司承担忠实义务、谨慎注意义务和禁止竞业义务,如在《公司法》第63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侵犯公司股东合法权益,股东也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董事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然而,董事在执行职务时是否就其过错行为对公司债权人负责,公司法没有规定。因此我们就公司董事与公司债权人的关系现状从以下两方面来进行分析和总结:一方面,董事在对外代表公司进行活动时,是否就其侵权行为直接对债权人承担责任。依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可知公司董事的侵权行为就是公司的侵权行为,应由公司对债权人承担责任,而董事免责。然而,如果董事的侵权行为使公司遭受灾难性损害甚至成为公司破产的原因,则公司债权人债权就面临着不能清偿或不能完全清偿的危险。另一方面,董事在执行公司事务时,是否就其致公司的损害而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公司法没有规定。但依据传统公司法原理,公司债权人除非依据他与公司之间的契约主张权利以外,不得参与公司事务的管理活动。因此,董事损害公司资财的行为,公司债权人是无能为力,不能加以干预的,这种情形势必会侵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为它们削弱、动摇了债权实现的基础。当然,董事赔偿公司因此而造成的损害,客观上充实公司财产,增加了公司的债权财产担保额,因而也间接地起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但是,债权人依然不能依法自主地追究董事的连带责任。
我们应该承认,我国的公司立法在运用安全机制保护债权人利益方面,无论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上都存在着缺陷,这种缺陷将会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严格的保护。
我国《公司法》虽然规定了董事、经理等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也规定了其对公司的侵权责任,但唯独没有规定董事和经理等对债权人侵权的民事责任。非但《公司法》没有类似规定,其它法律上也没有类似规定。法律制度上这种个人对债权人无民事责任的缺陷使得董事或经理等都会以有限责任为免责事由,滥用公司人格。虽然立法也确立公司经营者在违法时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但行政责任只能让经营者受处分,对债权人利益保护丝毫无益。刑事责任固然可以威慑一部分经营者不敢轻举妄动,然而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下的刑事司法的滞后性、经济犯罪标准界定的模糊性与可变性,使得刑法的威慑作用收效不大。只有建立公司法及相关法律制度上董事、经理等个人对债权人的民事责任机制,才能达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目的。究其原因,个人是以追求财富为其基本目的,只有使其财富的重新丧失,才能使其觉得如此为个人或为公司获得非法利益纯属徒劳,而且还会受惩罚。因此,公司董事由于其优越于一般股东的身份,在这样迫切的情况下,国外公司法已专门对其行为进行了规范,实际上这种规范本身体现的就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公司董事这一特殊股东身上的适用。
从对以上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公司董事的适用显得如此的突出和重要,故我国公司法应借鉴国外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原则。可喜的是,虽在我国对公司董事是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义务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但起码可以看到我国已然或者可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如我国《民法通则》已有相关损害赔偿的规定,如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理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些民法基本原则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正是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依据。
二是从现实看:民事责任的对象已然超越了企业法人本身,细化到了追究蓄意而为的经理人的个人主体责任的实际要求。
三是在完整、妥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人员的民事责任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之前,对于确实利用有限责任制度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法理内涵作出如下规定:公司董事在代表公司进行活动时,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并使他人遭受损害的,不仅公司应该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公司有关董事应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董事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未尽注意义务、忠实义务,导致公司资财不当损失,不仅公司、股东能够提起诉讼,而且公司债权人也能够提起诉讼,要求董事对公司、股东和自己承担责任。唯有如此,才能时刻防止公司经营者(董事)去为不利于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的行为。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人民法院执行程序中的适用
执行程序中能否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这项制度进行专门适用呢?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从公司法、民事诉讼法中我们无法找到答案,但是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此我们作一些有宜的探讨:
1、执行程序中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怎样追加被执行主体的问题。
我们认为应主要适用当事人申请原则,兼适用执行机关依职权追加原则。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是维护法律尊严,确保人民法院判决的严肃性、权威性的要求,是以充分依法实现债权人债权为目的的。因此,如果当事人主动提出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否认公司人格,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法院应依职权对之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应依法适用。但在当事人没有主动提出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时,法院在执行中若发现有适用的条件和依据,本着及时有效地实现债权人权益、理顺经济关系、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法院亦可依职权主动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及时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尽量充分依法实现债权人的权利。它是对审判阶段主体遗漏的及时弥补,也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合理要求,实现了执行程序中的效率原则,减少讼累。
2、执行程序中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需变更被执行主体的,是否需要重新审判。
这个问题也即是说执行机关是否可以直接变更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中的被告即被执行主体,而执行被执行主体身后的股东的问题。被执行主体的确定本应是很时明确的,即是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中的被告即是被执行主体。而如果在执行程序中发现对被执行人需要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时,是由执行机关直接变更被执行主体,从而执行被执行人身后的股东需要呢?还是应该交由原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的审判机关来重新审理确定变更呢?
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很多学者主张在执行过程中,不应对企业的法人资格问题进行实质性审查,只应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所作的企业登记为准,不应否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企业是否确实具有法人资格,应当是实体审理确定。因此,凡在执行中遇到被执行人可能被否认法人人格的情况,还应提请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机构来作出变更被执行主体的裁定。
我们认为:从诉讼法的基本理论来看,当涉及新的当事人承担实体责任时,一般应当经过审判程序作出判决来确定。但由于我国目前民事诉讼制度尚不发达,审判力量还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通过重新提起审判程序由原来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经过一个完整的审判程序来认定法人资格存在与否,并进而决定是否变更被执行主体,显然徒增讼累,增大诉讼成本。而且,原判决中确定的责任人不断变化,尤其是关联企业中被执行人法人资格丧失和逃避债务行为往往出现在执行过程中,如果由执行机构直接行使这项权力,比较简洁、迅速,有利于提高执行效率,保证生效法律文书及时有效执行。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998年7月8日,法释[1998]15号)(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的一些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到,最高人民法院还是采行了效率优先原则的。如《执行规定》第80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第81条规定:“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清偿债务或遗留财产不足清偿的,可以裁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该两条规定一方面确定了绕过公司而追究股东责任的制度(这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精神),同时确定了执行机关是可以直接变更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中的被告即被执行主体,而执行被执行主体身后的股东的原则的。只不过该《执行规定》又把这种股东责任限定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执行程序中能否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这项制度的问题的探讨,甚至在未来有关执行程序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作出明确规定。
3、在执行程序中可否对第三人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根据《执行规定》第61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第65条规定:第三人在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又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可见,一旦法院裁定对第三人执行,则这种执行即是一种新的强制执行,因此,第三人若有符合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情况,仍可以追究第三人的股东(或开办单位)的责任。
4、执行程序中在执行股权时,对该股权所在公司的其他股东可否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根据《执行规定》第53条:“对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中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措施。”根据这一规定,若当冻结的股权受到其他股东以注册资金不到位,在投入的资产上设置他物权,抽逃注册资金等等的影响,使股权的真实价值降低时,法院可否依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其他责任股东采取强制措施,如,强制其购回被执行股东的股权,或在股权范围内,在其他责任股东抽逃注册资金或注册资金不到位等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笔者认为应当是可以的。因为第一,责任股东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对被执行股东享有债权的申请人权利的实现;第二,从性质上讲责任股东的行为符合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条件;第三,既然责任股东对自己公司的债权人应当承担责任,那么也应对同一公司中被执行股东的债权人负责,这是民法公平原则应有的要求。
经过上述探讨,我们认为在执行程序中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可行的、恰当的和必要的。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公司破产清算中的特殊适用
1、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公司清算中的适用
我国公司法对公司清算制度的规定不完备,使公司债权人难以在公司清算事务中享有更积极主动的发言权,从而使我们讨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公司破产清算中的特殊适用变得有益而且必要。
我国公司法第196条规定:因公司解散而清算,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立即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然而,对公司清算前后出现的以下情况,公司法并未作明确的规定:其一是公司在即将解散以前,非法处置公司财产,使本来有清偿能力的公司丧失清偿能力而陷入破产的,而这种非法处置行为的效力确定问题;其二是公司早已资不抵债,难以清偿债务而公司董事仍予以经营的,董事是否应对债权人承担个人责任;其三,清算组在清理公司债权、债务关系时,如果发现公司在设立以后有从事欺诈债权人的行为,而公司债权人或清算人可否对此采取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措施。我们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出发,显然答案是肯定的。
公司在依法设立以后从事的经营活动中,任何交易均应符合法律的规定,不得进行有损债权人利益的交易行为。在公司清算中,如果清算组在清理公司债权债务关系中,发现某些交易不利于公司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责令有关人员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并可予以一定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判处刑事责任。从而使公司清算制度真正体现为债权人权益服务的宗旨。这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公司破产清算中的特殊适用的要求和体现。
2、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跨国公司破产时的适用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国际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子公司的情况越来越多,因为法律预见性的要求,有必要在预先考虑到跨国公司破产或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子公司破产的法律问题,以便更好地保护我国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国际大气候的要求。所以我国可以借鉴揭开公司面纱理论,对跨国公司破产时的债务责任作出规定,特别是在合适的情况下,当外国母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破产时,对外国母公司施加债务责任,及时作出明确的规定,已显得非常必要。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跨国公司破产时的债务责任未作明确规定,有关跨国公司特别是母子公司间债务责任的规定目前主要体现在外商投资企业法及公司法中,对此主要有两点原则规定:(1)当外商投资企业具备法人条件并取得了法人资格时,外国母公司只负有限责任,除缴清出资额外,不存在其他责任;(2)外商投资企业不具备法人条件时,应由母公司对该企业的债务负直接责任。这两点规定也体现了中国的立法是采取有限责任原则的,但在实践中如果绝对适用这一原则,会对由于外国母公司的不当行为造成子公司破产、损害中国债权人利益的情况无能为力。
在某种情况下,如果外国母公司对其设在中国的子公司实施过度控制,并通过这种控制进行欺诈行为或从事其他违法行为;或者,外国母公司对中国子公司实施侵权行为,不当干涉子公司的合同履行或自主管理;或者,设立在中国的子公司在形式上虽然是独立的,但其资产、人员等仍与母公司混同,事实上不具备独立人格,那么在公司破产时,可以考虑揭开公司面纱,让外国母公司承担破产子公司的债务责任。但在揭开公司面纱时也应当慎重从事,必须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否则,滥用这一理论会使外国的跨国公司对在中国投资产生不安全感,不利于我国进一步吸引外资。当然,法院如果判决外国母公司对中国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则当外国母公司在中国有其他财产的情况下,是比较容易执行的。如果没有财产,则需要到国外去执行判决,实际效果如何取决于外国法院的态度,但这种判决作为外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的依据总是必要的。
3、我国关于企业破产的法律制度没有规定有关企业经营者的个人责任。
现行的企业破产法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规定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两种责任方式。个人民事责任方面的欠缺成为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的重大缺陷。确立企业经营者、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破产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似应成为我国企业破产立法的重要任务之一。充分借鉴国外立法关于董事、经理等经营者个人责任的理论依据、承担个人责任的内容、方式,建立我国的企业破产经营者民事责任制度,对那些试图利用宣告企业破产的手段逃避债务的,企业经营者应对此承担个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我国《破产法(试行)》在这方面仅规定,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债务人或债权人有权申请提起破产还债程序”,人民法院对破产案件的审理范围仅限于确认破产债权和债务,以及如何分配破产财产等,而不包括对破产企业主体资格的审查,而大多数破产企业又往往与其本身的先天不足有关。笔者认为,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破产制度的不足之处,势必侵害债权人和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因此,笔者建议,在修改我国《破产法》时,应增加人民法院对破产企业进行主体资格审查的条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的过程中,如发现该企业符合否认法人人格的适用条件时,应中止破产程序,改以法人人格否认程序否认其法人人格,追加应当参加诉讼的开办单位(母公司或股东)为诉讼当事人,由其直接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
4、对公司清算中的欺诈性交易追究责任制度
根据英国公司法规定,在公司清算中,如果发现公司任何交易带有欺诈债权人的意图,法庭可以在接到公司注册署、公司清算人、公司债权人的保护或负有连带偿还责任的人的申请,宣布有关人士为知悉欺诈交易情况的内幕人士,该人士即应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我国公司法对此未有明确的规定,但我们认为借鉴英国公司法的这一制度,规定如清算组在清理公司债权债务关系中发现不利公司债权人保护的交易时,可以援引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责令有关人员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切实和公平的保护。
5、深石原则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当子公司破产并子公司无力偿债时,母公司如曾借款给子公司,母公司是否仍得以债权人身份,就子公司之财产与其他债权人平均分配,或母公司对子公司之债权应次于其他债权而受清偿?如何解决债权人对于破产公司的债权问题,是一个复杂过程,债权人受偿的一般程序为:先是几种不同种类的优先债权,然后是担保债权,最后是无担保权的债权人一起按其债权比例就剩余的资产清算价值分别受偿。根据刺破公司面纱理论的债权人通常属于后一种债权人,因此很难就其债权获得完全受偿。
美国法院在进行对于深石公司(Deep Rock Corporation)重整债权的案件中对此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子公司如有资本不足,且为母公司之利益而不按正常方式经营业务之情形者,在子公司破产或重整时,母公司对子公司债权之地位应次于优先股股东之权益或其他外部债权人的债权。这一原则,美国法界称之为深石原则(Deep Rock Doctrine)。 这种次位求偿要求在下列情况时适用:熟知内幕的人的欺诈性行为,破产公司的管理不善,或公司资金不足、资产混合、欠缺独立、过度控制及债务是否公平成立等。或又称之为“公平控制原则”,“当适用原则时,有控制权的当事人的债权请求次于真正的外部债权人的债权请求。”
深石原则与刺破公司面纱不同。在深石原则出现之前,法院处理母公司对子公司之债权问题,一般都严格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否认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权。而深石原则出现后,“深石原则即在揭开公司面纱的彻底性上有所保留。” 并且在深石原则中,股东并不承担无限责任。但是,我们在此通过对深石原则在公司破产中的适用研究,可以更充分地掌握在公司破产中的多方面和多角度的处理原则,进而使我们能够在公司破产案件中更准确地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总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在处理公司破产的法律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对中国破产立法的借鉴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在修订中国的破产法之前,除在相关法律中对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作出规定,以便在特定情况下为追究公司股东法律责任提供有力根据之外,法院在处理这类破产案件时,也应该采取灵活态度,必要时揭开公司面纱,判定公司股东(母公司、董事或经理)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样更有利于公司债权人和少数股东的利益,更好地贯彻破产法的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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